时值党的百岁华诞,也是我到九冶工作的第二十五个年头。从职场小白到两鬓飞霜一路走来,我时常被身边的同事提携着,也被很多榜样感动着,但是如果有人要问谁给我的印象最深?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孙翠英。

很多人不知道孙翠英是谁,甚至可能她都淡出了当年很多工友的记忆,因为她太普通了,她不是领导,更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,她只是九冶当年众多共产党员中的普通一员,然而这个女人又是那么不普通。

那是1997年春节,公司党委例行要为困难党员“送温暖”。当时我在九冶四公司组织宣传部担任干事,第一次跟随领导给职工“送温暖”,心里还有点小激动。领导却严肃地告诉我,有个困难户叫孙翠英,在预制厂工作,她家是全公司最困难的,也是“送温暖”难度最大的。我嘴上不便多问,心里却想着送钱还有什么难呢,不就是说几句关心鼓励的过年话、然后把信封一给就完事吗,难道是这个女人难缠、想向组织“狮子大张口”?

她家好像住在东06栋顶层,一套二十平米左右的旧家属楼。到她家后,我才把名字和人对上号,这是一个身材高大身板结实的女人,虽然才四十出头,但是一头短发已经露出星星点点的花白。她的丈夫戴着眼镜,安安静静坐在客厅里支起的一架简易床边。房子虽小,却收拾得井井有条。我和领导在马扎上坐下后,客厅里已经转不开身子。领导照例寒暄几句,我从旁边递上红包,没想到她却像触电似的伸手来挡,“不能要,不能要,公司还有比我更困难的人!”我一下子傻了眼,事情完全出乎我的预料——这还是第一个不要钱的人呢!

领导恳切地劝她,“翠英,你家的情况全公司都知道,前几年慰问你也不收,今年一定要收下!”

这次她干脆两只手都伸出来,“不能要,不能要,公司还有比我更困难的人。咱是党员,又上着班,眼前的困难自己能克服!”那手无意之中触到我的手上,我感到像砂纸一样粗糙。她粗手大脚,嗓门也大,拒绝中带着一种不容商量的语气。无论领导讲什么,她反复都是那句话。那几年,企业效益不好,公司下岗待业的人很多,两百元钱虽然不能解决大问题,但当时我们工资一个月也才二百多,二百元也能解点燃眉之急啊!我当时特别不理解,前面那十几家有的家庭看上去并不怎么困难,至少家里电视、冰箱、洗衣机等家电应有尽有,她家客厅除了几只小马扎和一个取暖用的蜂窝煤炉子外别无长物。来来回回好长时间,她说什么也不接受,我们最终只得将组织的“温暖”又带了回去。

后来,因为新闻采访关系,我多次去预制厂,对孙翠英逐渐有些了解。她是预制厂综合班班长,她的丈夫,就是上次见到的那个一言未发的男人,也是公司职工,因为有病无法上班,很多年一直呆在家里,她家还有一个正上初中的孩子,加之预制厂生产任务不饱满,三天两头放假,一个月发到手的工资寥寥无几,其窘迫状况可想而知,但她从不向组织讲困难要照顾,每次见到她,她都风风火火地在厂里忙个不停,清扫预制场地,给钢管刷油,修理卡具,打预制板,有时候还和其他职工一起拽着绳子从预制板里往外拔钢管,一个女人干着和男人同样的活。

“她家这么困难,为什么还不接受组织帮助呢?”我想起“送温暖”的事,期待能从预制厂支部书记那里找到答案。

“孙师傅是一个十分要强的人。她丈夫成年离不开药,孩子上学要花钱,家里还有老人需要她赡养,可再难她都自己扛着,不愿给组织和同事添负担。为了省钱,她有时候趁天黑悄悄到菜市场拣点别人扒下的菜叶子。就这,她还经常想着别人,还为别人捐过好几次款呢!”说到这些事,五十余岁的老书记十分激动。

后来几年春节,我陪同领导又给她送过几次“温暖”,她还是无一例外的拒绝,但公司光荣榜上几乎年年都有她的名字和照片,不是先进工作者就是优秀党员,她一直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,面带微笑,似乎任何困难都打不垮这个朴实无华的女人。

我的工作经历基本没有离开党群或办公室系统,二十余年来参加过多次慰问和“送温暖”活动,其中一些现象让人深思。有的人是确实困难,组织为其排忧解难也是职责所在,而有的人远没有到日子过不下去的地步,却怀着一种占便宜的心理,把组织关怀当成理所当然的福利,去年拿到了今年还想拿,没有争到就骂骂咧咧找领导,仿佛自己吃了亏,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。每当遇到这样的事,我便不由想到孙翠英,想到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思想境界。面对家庭工作、内忧外困,她却始终咬紧牙关不向组织伸手,不向困难低头,日子过得这么艰难心里还想着别人,宁愿自己受苦而一次次把组织温暖让给更需要的人,这是多么感人的道德情操!她在物质上是贫穷的,可她的精神却那么富有!我觉得,不是只有抛头颅洒热血才可以体现党性觉悟,也不是只有干大事创伟业才堪当楷模,一滴水也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芒。正是因为有像孙翠英这样千千万万的普通党员,他们用坚实的肩膀扎根基层,咬牙负重,在平凡岗位上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党分忧,为组织解难,温暖别人,也照亮自己,我们党的基础才更加牢固,生命力才更加蓬勃,我们的社会才更加和谐。 (九冶 罗拱北)